社区养老政策概念背景

与西方“反院舍照顾”运动的发展和社区养老的提出（吕新萍，2005）不同，我国社区养老政策的提出和发展具有我国具体的政策历史、文化、价值背景正如前文所说，面对我国社会老龄化的严峻趋势，以及“未富先老”的社会问题，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难以达到政府、社会完全负担养老的目标（李晓华，2005）；在我国由政府一手包办福利向市场经济发挥作用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力图逐步从以往完全的社会福利提供角色中一步步退出来，强调家庭作用，引入社区概念，而社区也能够起到连接家庭和政府的过渡作用（李晓华，2005）。

受到我国传统“孝道”、“赡养父母”价值观的影响，我国社会中对于老年人的照顾都是以家庭为主；同时，政府也大力倡导家庭照顾作为养老政策的中心（陈树强，2002）。在社区照顾提出的过程中，有学者认为，社区照顾的最终落脚点、关键点是支持家庭照顾的服务，“现在养老的主要问题不是家庭是否需要放弃其责任的问题，而是科研做些什么来支持和使家庭能够继续提供照顾的问题”（吕新萍，2005），由此，在我国政府提出社区照顾的养老政策的过程中，其内涵仍是遵循了传统的家庭照顾取向，社区在这里，仅仅是作为一种家庭的外部非正式支持系统，起到辅助的作用，并没有被赋予实质的照顾含义，提出社区照顾的目的，是为社区中的家庭提供一定的支持、共同分担责任。

由于院舍照顾存在的服务质量与提供质疑，人际关系疏离化影响，老年人自我形象削弱（吕新萍，2005； 钱宁，2004）等问题，使得“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在对于养老照顾的讨论中逐渐受到关注。以“正常化”为目标，从个人的价值和需要出发提供服务，是以人为本价值观的主要核心（钱宁，2004），而社区作为由社区居民有机组成的团体组织，被认为比传统的院舍照顾更能够针对老年人的个人需要提供服务，并帮助老年人通过在社区中发挥作用，从而在其所熟识的环境中定位个人价值，提高老年人参与的自发性和社区居民的互。

经过几年的政策推广与实践，我国的社区照顾政策已经有了初步的实施成效，通过“星光计划”我国在主要省会城市社区、地级城镇社区中共建成22221个“星光老人之家”，为继续发展居家养老、社区照顾提供载体（沈君彬，2006）；各地也纷纷以街道为试点，有社区向家庭推出居家养老服务，收到社区群众的欢迎，同时我国社区养老政策实施中仍存在很多问题首先，社区养老只有空壳，没有实质。以“星光老年之家计划”为例，大部分“星光计划”项目只设置了室外健身场所和文化活动室。同时，“星光计划” 设施闲置率较高， 即“ 空壳” 现象明显存在（高灵芝、杨洪斌、胡旭昌，2003）。“星光老人之家”成“综合服务区”现象时有出现，一些地区违背《实施意见》中的有关产权归属的规定将“星光老年之家”变成社区其他活动用场所，有的甚至出让给其他单位。而相对的，对于星光老人之家所需要为社区老人提供的服务并没有发展到位。

其次，已有的社区照顾服务专业性低，难以满足老年人需求，并面临长期照顾的挑战。目前社区养老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居委会干部对工作的热情与自身的素质，同时在笔者对广州市素社街道社区照顾的调查中，了解到，相关社区照顾机构所聘请的社区服务人员，多是社区下岗再就业人员与特殊困难家庭人员，他们大多数没有照顾老人、医疗服务、心理服务的经验，更没有专业的服务理念和管理知识。能够做的只是按部就班的做一些日常事务。在社区中，老人照顾机构成为了社区安置就业，解救再就业问题的有力途径，却忽视了老人照顾服务本身对专业性的要求。同时，一些老人由于身体疾病等原因面临长期照顾的需要，而社区由于其非正式性和服务提供机制而无法满足老人长期接受照顾的需要。

另外，社区照顾仍难以受到文化认可。老人在参与社区照顾中变现冷淡，大部分老年人的养老观念仍停留在家庭养老阶段，并认为没有子女照顾是羞耻的，不愿意参与到社区照顾之中；同时由于社区老年群体差异化以及个人生活方式和观念问题，使得老人对社区养老服务难以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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